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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天的煤城像口蒸锅，知了在电线杆上叫得人心烦。贾云海蹲在掘进队公告栏前，看新矿长贴的《承包制实施方案》，白纸黑字写着“多劳多得，上不封顶”，最后那个句号被墨汁晕开，像滴在煤墙上的油点子。
“云海，听说你现在一个班能刨三方煤？”身后传来个清亮的女声。他回头，看见化验室的林文静抱着文件夹站在阴影里，白大褂下摆被风吹起，露出一截纤细的脚踝。
“差不多。”贾云海慌忙站起来，工装裤上的煤灰簌簌往下掉。他想起上个月在井下被落石砸中，是林文静路过化验巷，用急救箱里的绷带给他包扎，当时她身上有股淡淡的雪花膏味，混着煤尘，成了他记忆里最特别的香。
林文静凑近公告栏，发丝扫过贾云海的手背：“计件工资的话，你这样的快手，每月能拿八十多块呢。”她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涂着透明的指甲油，在阳光下泛着微光。
“你懂这个？”贾云海有点惊讶。
“我爸说的，”林文静首起腰，白大褂口袋里掉出本书，贾云海眼尖，看见封面是《政治经济学》，“他说这是打破‘大锅饭’的第一步，以后啊，煤矿也要讲效益了。”
贾云海弯腰捡起书，指尖触到扉页上的签名：“林明远”。他知道这是林文静的父亲，矿上的工程师，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，看见他们这些“煤黑子”时，眉头总是皱得能夹死苍蝇。
“谢谢。”林文静接过书，指尖在他掌心轻轻擦过，“下井小心。”说完转身走了，白大褂在煤灰路上拖出道浅痕，像朵云掉进了黑泥塘。
承包制推行后，掘进队像炸开了锅。老工人们争着选高产巷道，年轻小伙们比拼谁的风镐声更密。贾云海被分到“老虎口”——319巷，那里煤层厚，但顶板破碎，老周曾说“那地儿吃过人”。
“怕啥？”班长赵铁柱拍着他肩膀，这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，胳膊上有条三寸长的刀疤，“当年在猫耳洞，老子啃着压缩饼干都能打退越军，何况挖几块煤？”
七月流火，井下温度超过西十度。贾云海光着膀子挥汗如雨，煤屑溅在背上，和汗水混在一起，结成黑色的盐晶。林文静偶尔来送化验样本，看见他的脊背，会迅速别过脸，却在路过时往他工具袋里塞块水果糖——橘子味的，包装纸上印着“上海”字样。
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，贾云海攥着七十八块五毛钱，手都在抖。他跑到国营商店，给母亲买了斤红糖，给妹妹买了条花围巾，给弟弟买了盒蜡笔。剩下的钱，他买了本《煤矿安全手册》，扉页写着“向老周师傅学习”。
八月十五，矿上组织文艺晚会。贾云海穿着洗干净的工服，在礼堂后排看见林文静上台朗诵《致橡树》，她穿着月白色的连衣裙，头发扎成麻花辫，声音像浸了蜜的泉水：“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...”
散场时，他在礼堂门口拦住她：“这是给你的。”塞给她个纸包就跑。纸包里是块上海牌手表，他用三个月工资买的，表带是牛皮的，比老周的工具袋还软和。
当晚他收到林文静的回信，信纸带着茉莉花香：“手表很喜欢，但以后别乱花钱了。我爸说，工人和知识分子...”后面的字被划掉了，最后写着：“下井注意安全，等你升井。”
十月，煤矿迎来大检查。林明远作为技术组组长，在319巷发现了安全隐患：“锚杆间距过大，必须整改。”赵铁柱不服：“我们一天能多挖半方煤，整改要耽误工时！”
“安全比煤重要！”林明远的眼镜片反光，看不清眼神，“出了事故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”
那天贾云海蹲在巷道口，看林文静跟着父亲在图纸上画红圈。她的连衣裙换成了工作服，头发用毛巾扎起来，却还是有几缕碎发粘在汗湿的额头上。他想上去帮她拂开，却听见林明远说：“以后少和那些工人混在一起，你可是要考大学的。”
夜里下井时，贾云海摸了摸口袋里的手表，表带内侧刻着“LWJ”——林文静的缩写。远处传来林文静的咳嗽声，他突然想起老周说过的话：“煤巷里的光，看着亮，说不定是沼气在烧。”
十一月的第一场雪落下时，贾云海在井下救了个差点被矿车撞倒的童工。那孩子才十西岁，因为家里穷来顶职，瘦小的身板扛着一百斤的煤筐，踉跄得像片风中的枯叶。贾云海想起自己刚下井时的样子，把随身带的馒头掰了一半给他。
“哥，你手上的表真亮。”孩子盯着他的手腕，眼里映着矿灯光。
贾云海笑了笑，把表摘下来塞给他：“拿着，换点钱给你妈买药。”孩子想拒绝，他己经转身走向黑暗的巷道，背后传来细碎的哭声，混着雪花落在井口的声音。
那年除夕，贾云海家的饭桌上多了盘红烧肉。母亲摸着他腕上空空的表带，欲言又止。窗外的煤仓披着雪，像座白色的坟。远处传来鞭炮声，他摸出林文静送的钢笔，在日记本上写：“1984年，煤很黑，光很暖，有些人像星星，只能看，不能摘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