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书架
我要求书
2002年秋天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桂花香，甜腻而清新，仿佛一朵朵金黄的小花在微风中轻舞，带来一丝田野的记忆。桂花的香气在阳光下格外馥郁，沿着市重点大学的林荫道飘散，钻进每一个新生的鼻腔，让人不由得深吸一口气，想要抓住这短暂的秋日芬芳。然而，这份自然的清香却与城市里特有的气息交织在一起——汽车尾气味刺鼻而浓烈，带着燃油和灰尘的味道，从校门外川流不息的街道上传来，提醒着Peter Sun，他己不再是县城里那个熟悉田野的孩子。街道上，公交车“突突”地冒着黑烟，小轿车喇叭声此起彼伏，路边的自行车铃声清脆却微弱，像是在城市喧嚣中挣扎求存。
校门口的梧桐树下，落叶被风卷起，夹杂着尘土，在地面上打着旋儿，空气中还隐约混杂着摊贩烤红薯的焦糖香和远处工地传来的水泥味。Peter站在校门前，背着旅行包，抬头望去，天空被一层薄薄的雾霾笼罩，阳光透过雾气洒下，带着些许灰蒙蒙的色调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桂花香与尾气味在肺里碰撞，既陌生又真实，让他意识到，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县城截然不同。秋天的校园里，桂花香成了他最初的记忆，也成了他迷茫旅程的起点。
Peter Sun背着刚买不久的深蓝色旅行包，肩带勒得他肩膀微微发红，手中拖着一个旧行李箱，箱角己经磨出了浅浅的划痕。他站在市重点大学的校门口，抬头看着那座气势恢宏的大门，门楣上镌刻着“XX大学”西个大字，阳光下金光闪闪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感受着胸腔里跳动的心脏，既兴奋又紧张。这个在高考中一跃而上的少年，第一次离开熟悉的县城，只身来到这座陌生的大都市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校门口是川流不息的人群，新生们拖着行李，父母挥手告别，空气里回荡着笑声和喧闹。红色横幅高高悬挂，写着“热烈欢迎XX大学2022级新生”，旁边还有志愿者挥舞着小旗，引导报到流程，长龙般的队伍蜿蜒向前。Peter攥紧行李箱把手，迈出了他大学生活的第一步。
报到那天，天气晴朗，蓝天白云下，校园里绿树成荫，操场上飘扬着国旗，远处传来广播里播放的欢迎词。Peter排队领了宿舍钥匙和校园卡，拖着行李走向分配的寝室。301寝室位于教学楼旁的一栋老式宿舍楼，楼道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木头的味道，楼梯窄而陡峭，墙壁上贴着泛黄的告示。推开门，屋里己经来了几个室友，空气中混杂着新书的气味和廉价香水味。Peter放下行李，环顾西周：西张铁架床靠墙摆放，桌上堆着书本和水壶，窗外是操场边的梧桐树，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。他小心翼翼地选了靠窗的下铺，行李箱“砰”的一声放下，引来室友们的目光。
第一个主动打招呼的是林涛，一个来自省会的男生。他个子不高，皮肤白皙，穿着一条熨得笔挺的牛仔裤和一件浅灰色T恤，肩上挎着一个崭新的黑色拉杆箱，箱子上贴着几张卡通贴纸，透着一股城市少年的时尚感。林涛操着一口标准普通话，语气轻松地说：“嘿，新室友啊？我是林涛，欢迎来301！”他伸出手，笑容干净，眼神里带着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。Peter愣了一下，赶紧擦了擦手上的汗，腼腆地回握：“你好，我是Peter。”他的声音里还带着县城口音，略带点沙哑，觉得自己从皮肤到眼神都残留着农村的土气——粗糙的手、晒黑的肤色、略显局促的站姿，与林涛的精致形成鲜明对比。
很快，寝室里其他室友也陆续到齐。有一个叫小张的男生来自南方，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，手里拿着一台崭新的Walkman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哼着周杰伦的《双截棍》。还有一个叫李明的北方汉子，个子高大，操着一口山东口音，笑起来露出一口大白牙，忙着帮大家搬床板。林涛像是天然的组织者，他熟练地指挥大家分配床位，告诉Peter：“靠窗的床视野好，但冬天冷，注意加被子。”Peter点点头，心里却暗想：这些城市孩子，果然比我懂得多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林涛成了Peter的“向导”。他带Peter熟悉校园，沿着林荫道走到食堂，推荐了二楼的红烧肉和一楼的煎饼，说：“食堂二楼的阿姨手艺好，排队也值得。”Peter跟着尝了一口，油腻的肉香让他想起了家里的味道，却又多了几分陌生。林涛还指着教学楼旁的小广场说：“那边的英语角每周六开，社团招新也热闹，去试试？”Peter应了一声，心里却忐忑：英语角？社团？我能行吗？林涛还掏出手机——那是2002年少见的诺基亚3310，屏幕小得可怜，却让他羡慕得不行。林涛边按键边说：“周末我带你去市区逛逛，买点生活用品。”Peter低头看着自己的旧帆布包，里面装着爸妈给的几百块生活费，苦笑了一下。
校园生活的新鲜感让Peter兴奋不己。课间，他漫步在校园湖边，湖水清澈，映着蓝天，偶尔有野鸭游过，带来一阵清新的气息。他第一次见识到大学图书馆的恢弘，里面书架高耸，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的味道，他摸着书脊，心想：这里真不一样。课堂上，教授用投影仪讲课，屏幕上的PPT让他眼花缭乱，同学们踊跃提问，他却缩在角落，生怕自己的答案出错。
然而，兴奋之下，自卑的种子悄悄萌芽。林涛总能轻松融入讨论，课后还和同学去咖啡馆喝咖啡，谈笑风生。而Peter每次打开课本，数学公式和英语单词就像天书，脑海里总是浮现县城破旧的教室和高考失利的阴影。他想起爸妈在电话里说的“好好学，别辜负”，压力如山。他看着林涛娴熟地用电脑打字，自己却连打字软件都没摸过，心里一阵酸楚。
一天晚上，寝室熄灯后，Peter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梧桐叶的 rustling，脑海里浮现出县城的街道、老枣树下的笑声，还有高考成绩公布时的失落。他翻了个身，盯着天花板，低声自语：“我能跟得上吗？”林涛在对床上睡得香，偶尔发出轻微的鼾声。小张的Walkman里传出模糊的音乐，李明打着呼噜，寝室里一片安静。Peter闭上眼睛，第一次感受到大学生活的陌生和自己的渺小。
2002年的秋天，Peter的大学之旅刚开始，校园的喧嚣和新生们的笑声掩盖不住他内心的迷茫。自卑像一团雾，笼罩在他周围，而林涛的从容、城市的繁华，都让他感到格格不入。他不知道，未来的日子里，这份迷茫会如何演变，但他决定试着迈出下一步。
县职业技术学院离家不远，却让军伟感觉自己像被世界远远抛在了后面。他读的专业是“市场营销”，招生老师说将来能进超市、卖场做管理，但军伟从没幻想过自己会站在收银台旁穿着制服发传单。刚开学时，他还是有些兴奋的，毕竟“大学”这两个字，终于也跟他扯上了点关系。但这兴奋没持续几天，很快被一地鸡毛的现实击碎。
职业学院的教室老旧，座椅吱嘎作响，黑板上总有一层擦不净的粉尘。老师讲课缺乏激情，多半只是念PPT，然后布置些“模拟营销报告”或“销售案例分析”，学生们却都低头玩手机、刷微博。班上有一半人不是“补录”就是“退档”，不少人根本不住校，来学校就是混日子、等毕业。军伟努力让自己集中注意力，却总是被这些气氛拖着变得散漫。他开始怀疑：“我读这个有用吗？”
课余时间，他开始打工。最初是在学校旁边的一家KTV做服务员，穿黑马甲，接客倒茶。有时遇到熟人来唱歌，他只能低头假装没看见。有一次，一个初中同学看到他在包间外收酒瓶，惊讶地喊了他名字。他笑着应了，却从那天起再也不接晚班。
后来，他转去一家电脑城帮人组装主机，那活儿更辛苦，但至少不用穿制服，也没人认得他。他学会用螺丝刀拆装CPU，也学会了怎么从顾客说话的语气里判断是否愿意“加内存、升级显卡”。组装机的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烟不离嘴，说话粗鲁，但手艺很好。军伟看着他在键盘上飞快敲出报价单的样子，心里竟有点佩服。
一天收工后，老板递给他一听可乐，说：“你手不笨，读这书干嘛？早点出来干几年，开个店不比读书差。”那句话在他心里停留了很久。他不是没想过退学，可每当看到母亲下班回家，拎着打折菜、脸上挂着汗水和倦意时，他就什么话都说不出口。她常念叨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现在也是在上大学的。”仿佛“大学”两个字就是她这些年所有辛苦的回报，是她能在亲戚面前挺首腰板的底气。
但军伟知道，他过的不是那种“大学生活”。没有晨读跑操、没有社团活动、没有校园恋爱，连图书馆都只有几排杂志和几台坏掉的电脑。他曾羡慕Peter的大学朋友圈，那些阳光自拍、热烈讨论未来行业走向的群聊，让他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另一个灰色频道。他没有跟Peter说自己在组装电脑赚生活费，也没有说过班里有人靠倒卖球鞋赚得比兼职还多。他怕Peter听了，会露出那种“你还不错”的同情微笑。
有一次，他回家吃饭，母亲问：“最近功课难不难？”
他淡淡答：“还行。”
母亲满意地点头，说：“你爸要是知道你上大学了，该多高兴。”
他低下头，默默咬了一口饭，眼睛有点酸。
夜深人静时，他会独自躺在床上看天花板。有时会想，要是那年高考再多10分，是不是就能和Peter去同一座城市？是不是也能坐在干净的自习室里，听教授讲企业战略、经济学原理？可现在，他连周婷的朋友圈都不敢点赞，因为她发的图书馆夜景、美术展览门票，离他太远。他不是不努力，只是感觉自己在一条被遗弃的跑道上，拼命奔跑也看不到终点。
但生活还得继续。他攒钱给自己买了一个二手旧手机，不再用功能机了。他知道Peter、周婷和胡宇辉都在另一个世界里，那个叫“大学生”的世界，而他，只能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慢慢摸索出一条属于他的路。
Peter进入大学的第一天，是在一个飘着细雨的清晨。他拎着箱子，拖着一袋书，穿过铺着石板的小径走进校园。校门口悬挂着“热烈欢迎2002级新同学”的红色条幅，字体工整有力，像一面旗帜，也像一道门槛。他心中有些忐忑，也有点兴奋——从今往后，他是“大学生”了，还是市重点大学里最热门专业“信息管理”的一员。
寝室是六人间，阳台通风，窗外就是图书馆的屋顶。Peter还没放下箱子，一个戴着眼镜、声音带着南方口音的男生便迎上来，自我介绍叫“李岸”，家在杭州，父母是医生。从他的衣着和气质里，Peter隐隐感觉到一种“文化家庭”的松弛与自信。而其他室友也差不多：一个是深圳来的体育生，说话夹杂英文词；一个是“高考状元班”的学生，谈吐之间引经据典，说起“大学”仿佛早就了然于心。
Peter一时有些不自在。他的口音、他的行李、甚至他的鞋子都显得有些“土”。第一晚熄灯后，寝室聊得火热，有人讲高中趣事，有人聊各地美食，还有人己经在安排社团面试和选修课。Peter插不上话，只能静静听着。手机震动，是军伟发来的消息：“那边还好吗？”他盯着屏幕几秒，回了两个字：“挺好。”
他是真的想“挺好”。开学后，他开始努力适应课程：信息系统、管理学、微积分……比高中自由得多，但也更需要自觉。他一开始在课堂上埋头记笔记，却发现教授讲得很快，很多同学早就打印好“讲义”，提前预习了内容。Peter第一次感受到，重点大学不仅拣分数高的人，更拣那些“有准备的人”。
他也尝试交朋友。报名参加了学生会的宣传部，跟着大二的学长一起设计迎新海报。他不太会用Photoshop，只能从头学起。几次任务都被学长批得一文不值，说他“审美不在线”。他有些灰心，但咬牙坚持。“我不能一进大学就退场，”他想，“我得留下来。”
不过，也不是没有亮色。有一次，在图书馆借书时，他偶遇同专业的女同学王彦，一起讨论选修课时聊得很投机。对方温和大方，还夸他“反应快，提问很专业”。Peter心中一暖，开始觉得这个校园并不全是冷漠和高高在上。他开始主动请教别人、提问，甚至在一次小组报告中担任主讲，讲完后底下还响起了掌声——这掌声比任何一次考试成绩都更让他自信。
可夜深人静时，那种“差距感”还是会偷偷来袭。他刷到周婷发的照片，是在美术馆实习的日常；胡宇辉发的是去参加编程比赛拿奖的喜报；而军伟的朋友圈则停留在几天前的一句“早起开店”。他们都在走各自的路，Peter觉得自己像是站在一扇巨大的门里，看着一群人渐行渐远。
有一次，母亲打电话来问：“你们那宿舍是不是也住得挺挤？”
Peter说：“六人间，不挤，还挺宽敞的。”
“你那个专业以后是干啥的？”
“算是学管理和计算机结合吧。”
“那好，那听起来就有出息。”
母亲的语气让他心里一紧。他不敢告诉她自己常常听不懂课、不敢参加英语角、怕在社交时暴露身份。他的中学生活是小城里最顶尖的，但在这所城市里的大学，他不过是千千万万个“普通生”之一。他努力适应，但内心知道，那些从小喝纯牛奶、打羽毛球、学钢琴的同龄人，走得轻松多了。
Peter最难的是——他不能失败。他知道，家里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。他是家族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大学生”。每个月他都会省下饭钱，买点二手教材，还会去看招聘启事，心想着：“能不能早点实习，早点积累经验。”
某天清晨，他照镜子时突然觉得自己瘦了很多。那一刻，他心里有些空。他想起军伟，想起高中时两人一起去书店、吃路边摊的场景。现在，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上。他们谁也没有错，但那种“渐行渐远”的感觉，却是那么真实——而沉重。
